著者自从1972年在恩师金容燮之劝导之下开始研究韩国史学史。当时韩国史学史似乎是个不毛之地，为了对韩国史学史学术性的整理，著者不辞劳苦。以后他一边在大学研究并讲课，另一边创立韓國古文書學會、韓國史學史學會等的学会，而为韓國史學史的发展作出贡献。可说本书是把著者过去三十五年间研究的史学史方面的学术力量集中起来的。

通常在学术界把朝鲜王朝初期看成近世时期的开始。但是著者主张把十五世纪的史学不能视为近世，而将朝鲜前期的史学定为中世史学。这是根据著者对朝鲜王朝的性格的看法，即著者认为朝鲜人民之三分之一或一半是奴婢，因此这样的社会无法视为近世社会。而且如看朝鲜前期的历史学，虽然要克服高丽时代元干涉时期的历史学，但代表朝鲜前期历史观的󰡔東國通鑑󰡕的社论与󰡔三國史記󰡕的社论，似乎与前一视同仁，并未脱离儒教的普遍主义，所以朝鲜前期的史学只能看成中世史学。

在本书的结论｢朝鮮後期史學史的性格｣，著者主张韓百謙以后的历史地理学，是脱离性理学理论或中华主义论，而把历史学定居一个完全的学问的研究成果，并且从安鼎福的影响以来专门做历史的学者出现，这是与中世史学有区别的。

虽然如此，著者认为朝鲜后期的历史学并未创出近代的历史观。安鼎福尽管反对奴婢承袭制度，然而并未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对新社会创造的影响，且未思考过对民族的概念。所以著者以结论说，安鼎福的历史观不可说是近世史学观。这是可与日本的例子比较，即日本学界把十六世纪豊臣秀吉以后看成近世社会